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作者：田杰棠

　　哈佛访学

　　田杰棠

　　前些时候，哈佛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举办了一次青年峰会，笔者在这次活动上认识了一位正在创业的青年才俊，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的博士，刚刚创办了一家机器人公司。目前这个公司只有4个人，但是看起来很有活力和发展前景。不过，这位创业者正准备将公司迁至美国西海岸的硅谷。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当年在波士顿创业的扎克伯格，他也是在创业一段时间之后将脸书（Facebook）的总部搬到了硅谷附近。创业者的“用脚投票”，其实也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反思，作为美国创新创业“双子星”的波士顿和硅谷，这两个区域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是现在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的安娜丽·萨克森宁，她于上世纪90年代所著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中，专门比较了两地的发展历史和优劣势。当时正值硅谷的发展势头逐渐超越128公路地区之时，包括华人创办的王安电脑公司在内的许多波士顿大公司逐渐走向衰败，而硅谷则成功地发展成为世界的创新创业“理想国”。

　　如今，距离那段历史时期又过去了20多年，波士顿已经逐渐显现出复苏的势头，重新成为美国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波士顿地区已经取得了全面的领先优势。这里聚集了美国乃至全球最好的医学研究力量和医疗机构，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塔夫茨（Tufts）大学医学院、波士顿大学医疗和牙科学院、新英格兰医学中心等高校，以及马萨诸塞州总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不莱根妇女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等顶尖医院。位于波士顿市区西南方向的长木（Longwood）医疗产业区，虽然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但是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健康、医疗教育和医学研究中心。

　　不过，如果更全面地比较两地，还是会发现硅谷有许多领先于波士顿之处，尤其是在风头正劲的信息技术（IT）领域。根据MIT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IPC）的研究成果，1990－2013年，大硅谷区域（包括旧金山和圣胡斯）的每百万人口IT创业公司数量差不多是波士顿地区的2．5倍之多。而且，许多创业企业一旦成长之后，就会从波士顿迁往硅谷地区。因此，波士顿和硅谷的差距不仅在创业（start－up）环境，更多的还在于对企业规模化（Scale－up）的支撑不足。

　　笔者曾经拜访了哈佛和MIT的一些学者，并向他们请教了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波士顿和硅谷的确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legacy）。波士顿是美国历史上的“革命圣地”，全市有1000多家教堂，总体来说文化比较传统，老派精英人士比较多。波士顿的公司有垂直一体化的传统，往往比较独立，相互交流不多。而且大公司与小企业之间联系比较少，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联系也比较少，没有形成像硅谷一样活跃的社会创新网络。波士顿企业更多的是从事企业与企业之间（B2B）的生意，不擅长开展像在硅谷地区如火如荼的面向消费者（B2C）的业务。在波士顿地区，充满活力的创业者一般不会成为媒体追捧的明星，只有大企业家、大政治家才会获得更多关注，成为所谓的榜样，而硅谷地区则有许多创业不久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争相模仿和崇拜的对象。

　　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看，波士顿的人均风险资本量其实并不比硅谷少，至少在同一等级。但是波士顿的风险资本家要比硅谷的风险投资人更加务实、谨慎，更重视知识产权拥有量的多少，即所谓创业质量。同时他们也更重视短中期的收益可能性，不喜欢对一些还看不清发展前景的技术概念进行长期投资。相比之下，硅谷的风险投资者就没有波士顿那么现实，但是他们更有远见，更愿意为未来发展趋势投资，甘冒失败的风险去“放长线钓大鱼”。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在硅谷获得投资家的支持要更容易一些。

　　再有就是人才供给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加州对移民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甚至会为一些非法移民办理本地的“身份证”，允许他们在本地就业。因此，硅谷的人才种类比波士顿更加丰富，而且50％左右的初创企业是移民创立的。举个例子，硅谷地区的从业人群中，有两万多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同时还有从中国来的一万名左右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当创业企业规模扩大后，硅谷的人才供给就成为了波士顿不能比拟的竞争优势。法律制度上的差别是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马萨诸塞州目前仍然保留着禁止竞争（nottocompete）的法律条款，不允许从一个企业辞职的员工在一定时期内到竞争对手企业就业，这就降低了就业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

　　这种外部环境的差异甚至也影响了大学之间的发展和竞争。尽管哈佛大学在创业上属于后知后觉者，但是MIT其实和斯坦福大学一样有着创业的传统。这两所学校内部的创新创业活跃度其实差别并不大，但是外部的支撑环境差异则比较大。当然仔细观察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MIT的文化比斯坦福更重视教学，一周当中教授一般会有一天时间从事商业化的工作，其他精力还是放在教学和研究上；学校允许教授办公司，但是差不多只有7％的教授有自己的公司，这一比例还是比斯坦福低得多。

　　让MIT有些羡慕的是，斯坦福大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重视商业化并鼓励教授和学生利用研究成果赚钱，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也获得了不菲的技术转移收入，这些收入除了被用于支持基础研究，还能从哈佛和MIT“挖”来高水平的教授，以加强研究能力。在最近几年，有一些高水平的教授从波士顿去了斯坦福大学。就笔者所知的经济学领域，就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罗斯（Roth）教授，以及获得过克拉克奖的苏珊·埃塞等一批青年才俊。

　　尽管如此，波士顿人还是对未来的发展抱有希望和信心。毕竟波士顿也有自己的竞争优势。首先，波士顿有哈佛和MIT两所世界顶尖大学，整体实力排名世界前两位，只是其技术转移能力还没有全面发挥出来，尤其是哈佛大学还有很大的潜力。其次，波士顿获得的联邦政府资助经费要比硅谷更多，仅在医疗卫生领域，差不多每年都可以得到20亿美元左右的联邦研发经费。而且，对于被诟病已久的禁止竞争条款，马萨诸塞州正准备在两年之内修订这一法律，使之不再成为影响创新活力的障碍。

　　此外，在一些波士顿学者看来，目前IT产业正处于产业发展的成熟期，而生命科学则还处于发展初期。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动态变化和生命科学的逐渐兴起，未来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